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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水白坭邓氏

 
 
 

日志

 
 

【转载】周代邓国地望考(修改稿)  

2017-02-12 07:5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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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6-25 王先福

邓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老方国,其肇始于原始社会后期,历经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早期为楚所灭,前后达十数世纪。

据《路史》载,黄帝大战蚩尤时,大臣邓伯温就是主要人物之一;《山海经》载,夸父追日渴死后,弃其杖化为邓林;《庄子》、《路史》均载,舜曾迁都于“邓之墟”等。这些说明邓部族至少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此时,邓的中心很可能在黄河流域,到“虞舜”时或许曾经南迁。

同样是《路史》,“邓”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各有夏后、姒姓和商后、子姓或曼姓之说,《广韵》、《通志》等典籍也各有说法,有的还甚至排出邓从开国到灭国期间的22代世系,尽管其源、族姓已不大确定,地望也无从确考,但夏商时期邓的存在却是有据可查的。
进入西周后,邓的历史、文化才真正明晰起来,邓的地望也相对固定于今南阳盆地这个大的区域上。但关于周代邓国中心即都城的地望长期以来有三种观点,一是河南邓州说,一是湖北襄樊说,一是西周时在河南邓州、春秋时在湖北襄樊说,至今难有定论。本文在前辈先贤通过文献和传世文物考证形成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对周代邓国地望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已有成果

虽然历史上直接记载邓国地望的文献资料不多,但其所反映的地望信息却相对较为集中,加上有少量传世青铜器铭文内容的补充,结合邓城城址的存在,再通过专家学者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和研究,一个关于邓国地望的大体轮廓就展现出来了。

(一)历史文献的记述

与周代邓国历史地望相关的史料,历为研究者所引用且最为直接、时代较早的先秦文献主要有:

1、《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2、《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

3、《春秋·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4、《左传·桓公七年》:“七年,谷伯、邓侯来朝”;

5、《左传·桓公九年》:“九年春,巴子使朝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6、《左传?庄公元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雎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馀。’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馀?’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以上记述可初步证实,早在商末周初之时,邓即与巴、濮、楚并为周的南土,西周早期成周建成之后,处成周之南的邓与多个分封诸侯国大致位于今南阳盆地或汉水中游地区。西周中、晚期文献缺载。而从春秋早期谷伯、邓侯访鲁及楚、巴联军伐邓和楚文王过邓伐申等相对较为翔实的纪事材料看,邓国地望没有大的变化,且可明确邓位于楚之北、申之南,即南阳盆地南部。公元前678年,邓终为楚文王所灭。

(二)传世青铜器的补充

就现有材料所知,传世青铜器中《盂爵》、《中甗》分别提及了邓的史实。《盂爵》铭文载:“隹王初贲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宝尊彝”,这是周成王刚到成周时命盂安抚邓伯的记述;《中甗》是安州六器之一,其铭文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中省自方、邓……”,这是周昭王南征时命大臣“中”到邓等南国视察的记述。

这两件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记述印证了文献所载邓当时所处周王朝南土的史实。

(三)邓城城址的印证

尽管以上所列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物都涉及到了周代邓的地望或相关问题,但透过这些材料,我们仅能将邓国地望界定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区域,即南阳盆地南部,而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襄樊邓城城址的确认则为邓国中心地望找到了更为确切的位置。

邓城城址位于今襄樊市樊城西北的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面积约60万平方米。城址基本保存完好,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800~825米,东西宽600~675米,墙体下宽20米左右,残高3~6米,四角突出,东南角最高。每面城墙正中各有一个缺口,是为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宽20~40米,残深1~4米。城内文化层厚2米左右,城内及城墙上遗物十分丰富,包含有陶鬲足、鬲口沿、豆盘、豆柄、盆口沿、罐口沿等容器及绳纹砖、瓦等建筑材料残片,并有少量硬陶器,其时代上自春秋早期,下至南北朝时期[1]。

邓城城址的存在为邓国都城找到了实体依据,这一点也广为学界接受,然而,又由于城内暴露遗物和城墙本身的时代相对较晚,有学者就认为邓城城址只能是春秋早期的邓国都城,至于更早的邓国中心,则要向北到河南境内去追寻;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一座城的历史会经历始建、不断修葺、废弃等多个不同阶段,有的前后沿用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年,何况城内尚未发掘、墙体尚未解剖,其城墙内的晚期遗物并不能说明他的始建年代不早,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邓城自西周早期就一直建于此地的可能,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的推论,需要证据证明。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证,学术界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周代邓国自西周早期就位于南阳盆地南部,直至灭亡时,其区位没有大的变化,且至少在春秋早期就定都于今襄樊邓城城址。

由于历史文献和传世文物数量、内容有限,并已完全为学者所掌握和运用,对邓国地望的研究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几乎没有可能,那么,西周时期邓国地望的确切判定就只有借助新的考古发现了。

二、考古新证

过去尽管关于邓国地望的考证相对较多,但主要停留在对历代文献的研究上,缺少邓文化遗存的实物证明。同时,虽然传世文物有如西周早期的《鼎》[2]和西周晚期的《邓伯氏鼎》、《邓公作屯夫人簋》、《邓孟作监嫚壶》[3]及春秋早期《邓公午簋》[4]等少量明确为邓国的青铜器,近年也分别在西安张家坡M163出土了西周早期的《邓仲牺尊》[5]、河南平顶山滍阳镇应国墓地出土了四件西周晚期的《邓公簋》[6]、枣阳郭家庙墓地M17出土了两件春秋早期《曾桓嫚非录鼎》[7]等邓国或与邓相关的青铜器,但传世器没有出土地点,出土器也是在其他诸侯国墓地中发现的,这固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邓文化的基本面貌,却对认定邓文化遗存缺乏直接帮助,而只有具备明确地点的邓文化遗存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邓文化遗存的直接证明

2001年以来,随着多个邓文化遗存在襄樊邓城城址周边的发现,才使我们对邓地望特别是至今无法厘清的西周邓国中心地望即都城的认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邓国贵族墓葬的发现

邓国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邓城城址以北约4公里的王坡墓地[8],2001年清理春秋早期邓国贵族墓葬四座。均为单纯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包括两座中型墓,两座小型墓,葬具均为单椁单棺(多仅存腐痕),随葬器物不见陶器,全部为青铜、玉石料、水晶、玛瑙器等。青铜礼器有鼎、簋、壶、盘、匜等。其中M55为最大的一座,长6.3、宽4.3~4.5米,随葬铜五鼎六簋,墓主人身份相当于上大夫一级。M1出土“邓公孙无忌”鼎一件、戈三件。

王坡墓地位于平原向岗地的过渡地带,属低岗矮丘地形,其上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春秋早期及战国晚期后段至东汉中期墓葬,就时代而言,时代愈早的墓葬一般愈靠南,此次发掘的四座邓墓即处现墓地南部。其最南部在早年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时因取土被挖平,据调查,从遭到破坏墓葬流失的多件青铜器被卖入废品收购站回炉融化,而从中抢救出来的西周晚期两件《邓公牧簋》、一件《侯氏簋》[9]等邓国铭文青铜器即出于该墓地。由爵称看,《邓公牧簋》显系一代邓公之器。据此并结合已发掘的四座墓葬规格及出土器物分析,王坡墓地乃邓国高级贵族墓地,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王坡墓地仅发掘了其中靠西侧的一部分,调查和勘探情况表明,其东部尚有大量土坑墓葬分布,这中间或许就有时代更早的邓国贵族墓葬。

此外,在邓城城址以西20公里外今谷城庙滩擂鼓台墓地清理出了一座春秋早期小型土坑墓[10]。该墓单椁单棺,出土了铜鼎、簋等四件青铜器,其中两件鼎上铸相同铭文:“邓子孙白用”,这一发现在将邓国领土扩展到汉水以西的同时,也直接说明了邓国中心的邻近程度。

遗憾的是,这些明确的邓国贵族墓葬均未随葬陶器,为我们直接认识其特征增加了难度。好在我们可以通过出土青铜器、玉器的面貌来判断以陶器为主或者说仅有陶器的邓文化遗存。

以上所列无论是传世青铜器,还是出土青铜器,其形制、纹饰、铸造技术、铭文字体及内容等都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原姬周文化风格,且长期保持这种传统,并未随时代发展而发生主体风格变化。如西周早期《鼎》作方体,立耳,高柱足,体四角出扉棱,口沿下饰云雷纹;《邓仲牺尊》作一站立状怪兽,其胸、颈、后部附着龙虎等动物,器表装饰云雷纹地夔纹、兽面纹,盖饰龙纹。西周晚期《邓伯氏鼎》敞口,折沿,立耳,较高蹄足,腹较深,上腹饰窃曲纹;平顶山《邓公簋》及《邓公牧簋》均敛口,垂鼓腹,平底,承盖,兽耳下两垂珥,圈足下三兽面小足,器表饰窃曲纹、瓦纹,圈足饰斜角云纹;《邓孟壶》方体,直口,长颈,垂腹,浅宽圈足,承盖,器表饰环带、粗窃曲纹。春秋早期《邓公孙无忌鼎》敞口,翻沿,腹较浅,附耳,蹄足稍矮,器表饰窃曲、垂鳞纹;王坡墓地M55之簋敛口,垂鼓腹,平底,浅宽圈足,承盖,龙首耳,器表饰环带、垂鳞纹;王坡墓地M55之壶侈口,长颈,垂鼓腹,浅宽圈足,承盖,龙首耳,器表饰环带、垂鳞纹。玉器主要通过与出土青铜器的伴生器物来明确,其特征与同时期青铜器保持同步性。

可以说,整个周代邓国的青铜器及玉器,莫不与同时期中原姬周文化同类器一致,这就是说,作为邓文化遗存的陶器特征也应如此。虽然陶器的使用范围更广,变化频率更快,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更大,但其典型器物的主体特征应基本保持不变。

2、邓国平民墓葬的发现

2006年,邓城城址以东约1.2公里处的沈岗墓地清理了可确定为西周中期的墓葬一座(M694)[11],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小型墓,单椁单棺,出土陶簋、豆、罐和玉玦、贝等器物十二件。器物组合虽不全,但其主体风格却具有明显的中原姬周文化特征。

该墓地在M694的周围还发现了多座单纯出土玉器的小型墓葬[12],其玉器特征与王坡墓地所出十分接近,时代大约在春秋早期,有的或可早到西周晚期。

从墓葬规模、葬具及出土器物数量、类别等分析,该墓地主要为邓国平民或低等贵族墓地。

3、邓国村落遗址的发现

邓城既然作为邓国都城存在,其周围必然分布有相对较为密集的村落,以保证都城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点也正好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2002年以来,邓城城址外围多个邓国村落遗址被发掘出来。

(1)小马家遗址[13]

该遗址位于邓城城址北约15公里处,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中部有马家河东西向流过,南、北部分别为西、东周遗存。2002年发掘,清理出西周灰坑三座,均以红陶为主,器类有鬲、甗、簋、盆、盂、罐、瓮等。据遗物特征推测的时代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后段,遗物的中原姬周文化风格十分浓厚。

(2)黄家村遗址[14]

该遗址位于邓城城址东约500米处,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05~2007年三次发掘,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灰坑五十一座,灰沟两条,房址一座,窑址一座,出土了大量陶器标本,器类有鼎、鬲、甗、盂、豆、盆、罐、罍、瓮、器盖等,时代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际,其文化面貌随时代的变化而逐步变化,时代愈早,中原姬周文化风格愈浓,时代愈晚,自身特色愈多,且似乎受楚文化的影响愈大,这显然与强楚的不断挤压有关。

该遗址范围虽较大,但因春秋早期遗址废弃后这里又作为战国至宋代各时期的墓地,加上历代土地平整,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层大多呈点状分布。

(3)周家岗遗址[15]

该遗址位于邓城城址东南约300米处一地势相对较高的台地上,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008年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十二座,灰沟三条,房址一座,水井四口。除汉以后多个时期的墓葬外,遗址分新石器时代和周代两个时期文化遗存,其中周代遗存为主体,其出土遗物及时代、性质与黄家村遗址相同。

4、邓国制陶作坊遗址的发现

2008年,在邓城城址南约600米处发现并发掘了一处邓国制陶作坊遗址,名王家巷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掘15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十分简单,仅一层。清理出窑址一座,灰坑十三座。灰坑分布较为密集,所有灰坑均相对较深,大多坑壁较陡,填土含大量灰烬,其内堆积大量陶片,层层相叠,且变形器及可复原器较多,仅H2就出土100余件,器类有日用器鬲、甗、盂、豆、盆、罐、器盖及较多的制陶工具拍。经综合分析,以上灰坑首先是因制作陶器就地取土制坯挖成,后则作为烧窑炭灰和残破、变形陶器的倾倒地被回填。从遗物的特征分析,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偏晚阶段,风格与黄家村遗址同时代遗物一致[16]。

此外,在邓城城址东北、北侧的卞营[17]、韩岗[18]遗址春秋中期遗存中也发现较多的春秋早期或以前的邓文化遗物;在汉水以南今襄阳城内外新街[19]、真武山[20]遗址中发现了属中原姬周文化系统的西周中、晚期遗存,有学者认为可能与邓国有关,其或为邓南控汉水的军事据点[21]。

以上考古发现为邓城城址不晚于西周中期就作为周代邓国都城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于西周早期的邓国中心难有确切证据,但也不排除就在此地的可能。

(二)楚、秦文化遗存的间接证明

如果说上述邓城城址外围邓文化遗存的密集分布是邓城曾为邓国都城直接证明的话,那么,邓城城址外围更为密集的楚、秦文化遗存的发现就是间接证明。截至目前,在邓城城址外围半径约6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韩岗[22]、卞营[23]、彭岗[24]、张营[25]遗址和王坡[26]、岭子[27]、余岗[28]、沈岗[29]、山湾[30]、蔡坡[31]、团山[32]、彭岗[33]、贾庄[34]、沈家岗东[35]、卞营[36]、黄家村[37]墓地等众多楚、秦文化遗存。

1、村落遗址

韩岗、卞营遗址紧邻城址的北、东侧,其面积均达10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层堆积在1米以上,是整个襄樊地区都少见的大型村落遗址。其中韩岗遗址的时代自春秋中期至秦汉时期连续发展,没有间断;卞营遗址以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遗存为主,最早约当春秋中期,战国中期地层上叠压有汉代地层。两者的楚文化主体性质突出,后者缺乏秦文化遗存。

城址东约3公里的彭岗遗址和西北约1公里的张营遗址面积均较小,不到10万平方米,时代主要为战国,属典型的楚文化村落遗址。

此外,在王坡墓地的许多秦、汉墓葬填土中发现了一些灰土及较多的东周楚文化遗物,推测这里在公元前279年秦占本地之前曾为楚村落,废弃后则成为了秦汉墓地。

2、墓地概况

各墓地自城址北至东南呈扇形展开,尽管其规模有大有小,延续时间或长或短,但墓地的主体性质区别较为明显,楚、秦墓地一般不共用,即使同处一墓地,也是分为不同墓区,除极少量外楚、秦墓无相互交叉现象。

(1)楚墓地

数量较多,既有山湾、蔡坡及余岗、沈岗、团山等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墓地,也有彭岗等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中型墓地,还有贾庄、卞营、黄家村等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墓地。

山湾、蔡坡墓地南北相连,时代上衔接紧密,本为一处墓地,调查发现墓葬数百座,清理了50余座。墓葬规模相对较大,方向因规模的大小而有区别,大者一般东向,小者多南向,部分战国墓设二至六级台阶和斜坡墓道,葬具有单椁重棺、单椁单棺、单棺等类型,随葬器物有成组的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及陶仿铜礼器、日用器和较多的玉石器等,青铜礼器数量较多,其中部分铭文铜器除涉楚外,还有吴、蔡、徐、鄀等诸侯国。重要的是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邓公乘鼎》[38]、《邓尹疾鼎》[39],“邓公乘”、“邓尹疾”很可能是楚邓县县公、县尹。时代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

余岗墓地已清理430余座墓葬中,楚墓250余座,方向较为一致,墓葬规模相对较小,少量墓葬设一、二级台阶或踏步、蹬台、生土台、头龛,无墓道,葬具有单椁单棺、单棺等两种类型,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和陶仿铜礼器、日用器及部分漆器,仅个别墓葬随葬玉器。时代自春秋早中期之际至战国晚期。

沈岗墓地已清理的1100余座墓葬中,楚墓近千座,方向较为杂乱,少量墓葬规模稍大,部分战国中晚期墓葬带斜坡墓道,设一至三级台阶或生土台、壁龛,葬具同余岗墓地,除三座春秋中、晚期墓葬随葬成组的铜礼器加陶器组合外,其余墓葬一般随葬陶仿铜礼器或日用器。另发现两座车马坑。时代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

团山墓地共有墓葬数百座,已发掘的107座墓葬主要为楚墓,方向较杂,规模均不大,少量墓设一至二级台阶、墓道,葬具有单椁单棺、单椁并棺、单棺等类型。随葬器物有成组的铜、陶礼器,或配以兵器、车马器,并有少量随葬日用陶器。少量铜器铸有铭文,表明其郑、蔡国属。时代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彭岗墓地已清理出的166座墓葬中有楚墓106座,方向较杂,规模较小,个别墓设一级台阶,少量带斜坡墓道、壁龛,随葬品除个别小铜饰件外,全为陶器,组合有日用器和仿铜礼器两类。时代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前段,贾庄、卞营墓地虽为楚墓地,但墓葬分布较少;黄家村墓地面积较大,至今已清理各时期墓葬440余座,但楚墓仅10余座,相对集中分布于墓地东北、西南及西北区。三者方向都不一致,规模小,葬具一般为单椁单棺、单棺,随葬器物除极少量墓葬有铜礼器外,其余均为陶仿铜礼器、日用器。整个时代虽自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但各墓地单独使用的时间都不长。这些墓地等级有序,族属有别,大型墓地基本上自春秋中期楚灭邓开始营建,并一直沿用到战国晚期后段的秦占邓地止,形成了与作为中心的邓城城址发展脉络相配套的墓地架构。

(2)秦墓地

数量较少,包括王坡、余岗、岭子等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中型墓地(区)和沈家岗东小型墓地,他们均与西汉墓共用墓地,多数情况下相互交叉,但很少有打破现象。

王坡墓地清理出秦墓99座,除1座洞室墓外,均为无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相对较杂,墓葬规模一般都较小,少量设生土台、龛,葬具基本上为单椁单棺或单棺,随葬器物大多为仿铜陶礼器或日用陶器,少数为铜礼器、日用器。其时代自秦占本地开始直到秦汉之际。

余岗墓地之秦墓单独成区,处墓地东北部,方向多呈南北向,规模较小,较多墓葬设生土台,少量设龛,葬具有单椁单棺、单椁并棺、单棺三种类型,随葬器物为陶仿铜礼器或日用器。时代同王坡墓地。

岭子墓地清理墓葬近百座,均为小型墓,除无洞室墓外,其他墓葬的方向、形制、结构、葬具等与王坡墓地基本相同,随葬器物全为陶仿铜礼器或日用器。时代也与王坡墓地相当。

沈家岗东墓地虽已清理墓葬80余座,但仅3座秦墓,均为小型土坑墓,南向,葬具为单椁单棺,随葬的一套仿铜陶礼器虽有楚式特征,但器物风格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时代在秦占本地的战国晚期后段。

同时,也分别在蔡坡、团山等楚墓地内发现了少量零散分布的秦墓[40]。

与楚墓地相比,秦墓地的数量、规模都逊色得多,这与楚、秦战争及秦统治时间较短有密切关系。

以上四处遗址、十二处墓地等楚、秦文化遗存紧绕邓城城址周边,且村落遗址规模有别,墓地等级、宗族有异,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邓城城址的中心地位,并正与东汉以后各代文献和诸多学者所考邓城曾先后为楚、秦邓县治所相吻合,从而反证出楚邓县即楚灭邓国前之邓国都城的史实。

总之,从文献记载、传世文物、出土文物和考古新发现等多角度综合分析,周代邓国的境土范围位于今南阳盆地南部,东不过唐白河,西过汉水到今谷城东境,与原谷国接壤,北到今河南邓州南部,南抵汉水,或达汉水以南的今襄阳城附近,其中心至迟自西周中期即位于今樊城西北的邓城城址。

注释

[1] 襄樊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等:《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页;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2] 刘体智:《善斋吉金录》2、10,1934年石印本。

[3]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76-177,科学出版社,1957年。

[4]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7、48、1,中华书局,1983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62-164页。

[6] 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考古》1981年第4期,第4-5页;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又出土一件邓公簋》,《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张肇武:《平顶山市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3期,第284-287页。

[7]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2-64页。

[8]、[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17页。

[9]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市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9期第84-86页。

[10] 陈千万:《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襄樊考古文集》(1),2007年,第519-525页。

[11]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沈岗西周墓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1),2007年,第127-131页。

[12]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2007年发掘资料。

[13]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黄集小马家遗址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1),2007年,第102-126页。

[14]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邓城黄家村遗址2005年西区周代灰坑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第4-13页;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2007年发掘资料。

[15]、[16]、[17]、[23]、[25]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发掘资料。

[18]、[2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邓城韩岗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年第2期,第14-49页;襄樊市博物馆:《湖北省襄樊市邓城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2期,第19-26页。

[19]、[36]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发掘资料。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8-161页。

[21] 黄尚明:《湖北襄樊真武山遗址西周时期遗存族属试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9-313页。

[24] 襄樊市考古队:《襄樊市彭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第1-15页。

[27] 襄樊市博物馆:《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5页;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2006年发掘资料。

[28]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余岗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9期,第795-802页;襄樊市博物馆:《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第3-15页;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2008年发掘资料。

[29]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2008年发掘资料。

[30]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第1-35页。

[31]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第1-37页;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第65-70页;《湖北襄樊蔡坡战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2005年第11期,第30-41页;刘江生:《湖北襄阳蔡坡20号战国墓》,《考古》2007年第7期,第95-96页。

[32]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第781-802页;拙作:《襄北楚陶器墓综述》,《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第82-90页;襄樊市博物馆1994年发掘资料;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2007年发掘资料。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市彭岗东周墓群第三次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第61-70页;襄樊市文物管理处等:《襄樊彭岗东周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第7-18页;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岗墓地第六次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1),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151页;襄樊市博物馆1995年发掘资料。

[34]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贾庄发现东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第92-95页,第339-359页。

[35]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市余岗战国至东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

[37]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2007年发掘资料。

[38] 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鄀国和邓国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第51-53页。

[39] 王少泉:《襄樊市博物馆收藏的山湾铜器》,《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第96-97页。

[40] 杨权喜:《襄阳山湾十八号秦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20-21页;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发掘材料。 

原文发表于:《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3月武汉大学出版社)。 

                                                              原文转自:http://www.zhds678.com.cn/Html/?1449.html

                                                              作者: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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